乾隆时期，在避暑山庄万树园临时设置蒙古包，是处理军政事务、接见外国使节的“黄幄殿”。外国人称为“圆形天幕”。它不仅反映了避暑山庄与一般皇家园林不同的特色，而且在这里演出过许许多多有声有色的历史性话剧，体现了我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巩固与发展。

　　乾隆十九年(公元1754年)四月初，杜尔伯特部蒙古首领策凌、策凌乌巴什、策凌孟克等率领大小官员和随从人等130余名，前来热河朝见乾隆。乾隆认为，这种行动对清廷影响很大，如何处理，将关系到军政事务和民族团结的大事。因此，5月13日乾隆封策凌为亲王、封策凌乌巴什为郡王、封策凌孟克为贝勒，其余官员也给予贝子、公、台吉等爵位。13日，乾隆在澹泊敬诚殿召见三策凌等，紧接着就在流杯亭、卷阿胜境、万树园举行宴会款待他们。其中在万树园举行的宴会最为隆重，并有内蒙古、青海、喀尔喀诸部王公陪同畅饮，欣赏“蒙古风光”。这种“恩益深而情亦联”的感召，使三策凌在伊犁将军的管辖下，非常努力保卫着科布多草原地区的边境。

　　乾隆三十六年(公元1771年)，厄鲁特蒙古土尔扈特部首领渥巴锡、策伯克多尔济、舍楞等人，忍受不了沙皇俄国的欺压，毅然从伏尔加河流域率领所属部众返回祖国。这是一件震撼中外的大事情。当渥巴锡等人到热河觐见乾隆时，乾隆先在木兰围场伊绵峪召见，赏赐他们冠服、鞍马，又在张三营行宫封渥巴锡为土尔扈特部卓里克图汗(英勇之王意思)，封策伯克多尔济和舍楞为郡王，其余也都加以封赏。到避暑山庄后，又在澹泊敬诚殿、四知书屋接见并赐给茶叶、玉如意、洋表、鼻烟壶等。特别是在万树园蒙古包内为他们举行了7天宴会，以示关怀。当时正赶上普陀宗乘之庙举行落成典礼，乾隆亲往上香，渥巴锡等人陪同瞻礼，在万法归一殿举行了盛大的法会。事后，乾隆撰写了《土尔扈特全部归顺记》、《优恤土尔扈特部众记》两块碑文，记述着土尔扈特部回归祖国的壮举和清朝政府对他们的优恤政策，并用满、汉、蒙、藏四种文字镌刻，竖立在普陀宗乘之庙碑亭主碑的两侧。

　　乾隆四十五年(公元1780年)，8月13日是乾隆70寿辰。六世班禅亲来避暑山庄为乾隆祝寿，这又是一件影响较大的事情。乾隆特意学习藏文，拨巨款仿扎什伦布寺建须弥福寿之庙，派亲贵和高级官员迎接，在澹泊敬诚殿、四知书屋召见、赐坐、赐茶果外，也在万树园蒙古包举行过隆重而又盛大的宴会，这样就进一步密切了西藏地方与清朝中央政府的关系。

　　从乾隆五十五年(公元1790年)至乾隆五十八年(公元1793年)，到承德来朝见乾隆的人更多了，其中外国使团有安南184人；南掌(今老挝)15人；朝鲜30余人；缅甸32人，英国马嘎尔尼使团120人。马嘎尔尼使团是英国第一个正式访华使团，当他们来到热河后，乾隆就是在万树园蒙古包接见的。当时的盛景给英国使团人员留下美好的印象，回国后写下了《英使谒见乾隆纪实》一书，反映接见他们时的情景和感受，这些宝贵史料，被许多学者所重视。

　　避暑山庄万树园的蒙古包，不同于一般牧民所使用的活动帐篷，而是按照封建王朝的等级制度规定建造的。据《热河园庭则例》卷十中记载：“御幄蒙古包七丈二尺，一分；又五丈九尺五合蒙古包一分；又四丈二尺西洋房二座；又五丈二尺花顶蒙古包二架；又二丈五尺备差蒙古包二十四架。”这个数目，一直传到道光十八年正月承准机械大臣的“上谕”仍然是这样，不多也不少。从上述大小尺寸表明，皇帝使用的“御幄蒙古包”，规格大，等级也高，只有一份，象征着“金銮殿”。就是皇帝临时休息用的“五和蒙古包”，也比其他的尺寸大，等级高，并且顶部装饰着特制的五个梵草祥云，寓意着统一多民族国家的标志。“西洋房”、“花顶蒙古包”都比皇帝的蒙古包要小，等级也相应低些，又呈双数，类似“朝房”。“西洋房”是供外国使节与引见大臣等候使用的地方。“花顶蒙古包”供给贵妃、皇亲、王公大臣等候之处。“备差蒙古包”更小，也是双数，架座也多，除了作为王公大臣使用外，多数作为护卫之用。

　　避暑山庄万树园蒙古包的布局，也是按照封建王朝制度设置的。“御幄蒙古包”处于正中央首位，其后为“五合蒙古包”，其前左右依次排列为“西洋房”、“花顶蒙古包”，每座间距数丈。上述蒙古包的四周，安放“备差蒙古包”24架。基本构成南北长方后面稍有椭圆形状，寓意着以皇帝为主体或核心的“众星捧月”之势，显露出天子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威。虽然有时因为活动的内容不同，在布局上有差异，可是，均没有脱离开上述的原则。

　　为了做好防护，在“备差蒙古包”外围，设置临时性的木栏“风障”，正前方架门三座，当中高大为正门，只有皇帝和赐令人员才能行走，两座较低为腋门，为其他人员出入的地方。木栏“风障”里面是满八旗人站岗；外面是蒙八旗人守卫。

　　另外，在木栏“风障”的正门里面数丈的地方，设有一座三间活动房子，内放供桌一张，上摆三件铜器皿，分别盛着油、米、茶贡品，祭祀天地和祖先。

　　避暑山庄万树园蒙古包具体设置的位置，在永佑寺西侧。“分前后二组，前组正中布置一个体积较大蒙古包，包前搭有遮阳的平顶棚。左右两侧各布置有3个较小的蒙古包。后部的大概是饮宴时的辅助部”。英国马嘎尔尼访华团的副使斯当东，记载了乾隆五十八年(1793年)9月14日乾隆在万树园蒙古包接见他们的情况，他说：“……在花园当中有一座庄严的大幄。四周架着金色油漆的支柱，大幄的帆布并不跟随大幄绳子一直倾斜到地面上，而是在半道垂直悬挂下来。上半段帆布做成大幄顶。大幄当中设置宝座，大幄四周都有窗户，外面阳光透过窗户集中射到宝座，面对宝座有一个宽阔开口，从那里突出一个黄色二重顶帐幕。大幄内的蒙古家俱非常文雅而不奢华。大幄的前面竖起几个小的圆形帐篷。一个小的长方形帐篷竖在大幄的后面，里面有床，是为皇帝临时休息准备的。帐篷四外陈列着各式欧洲和亚洲的短枪和佩刀。大幄前面的小帐篷，其中之一作为使节团等候皇帝的休息地方。其余几个是为等候在热河准备向皇帝祝寿的各属国君主和外藩使臣设置的，他们今天也来参加这个典礼。也有几个是为王公大臣们准备的。皇帝将在大幄内的宝座上接见英国使节。”

　　总之，避暑山庄万树园设置的蒙古包，不但具有特殊的意义和作用，而且形成避暑山庄的独特风貌与格调。